半年前和一位長輩交通到鄉村福音工作的情況。他充滿愛心與誠懇的建議：「文逸，我觀察從事鄉村、基層開拓的同工與教會，後來手腳都軟了。要不要換個方式來做這類的福音工作。」我聽得出來，“換個方式”不是要放棄鄉村，而是在鄉村建立教會不容易，先尋求另外較容易達成的目標。最近也有人建議，鄉福是不是考慮先從次要都市做起，再延伸到沒有教會的鄉下，否則浪費人力資源。這個問題很重大，牽涉到鄉福存在的核心價值(異象)、方向，而且這些建議都是經過長期的觀察，不是隨便說說。我思考了很久……。

其實要降低標準很容易，鄉福可以再回到以前用福音隊打仗的方式，同工的折損率一定比較低，事工也比較容易規劃，目標容易完成，但是對整體台灣鄉村的宣教是不是有真正的貢獻，長遠的影響？降低標準只能讓我們累積低標準、低能力的宣教經驗。最近在同工會和幾次的傳遞中，都鏗鏘有力的談到這個觀念，鄉福必須領受應許，必須維持異象，必須對台灣的鄉村做出長遠的貢獻。然而宣教不是口號、不是逞強，而是生命的代價；宣教不是即興，而是仔細的評估並且深層的委身。我做得到嗎？而鄉福又能走多遠？

再一次翻閱塵封已久的一本書─《如根出於乾地》。這是一本描述蘇丹內地會(SIM)起源及成長的一本小書。1893年初三位年青人對非洲的靈魂有深切的負擔，因而計劃進入蘇丹中部。12月初他們抵達非洲海岸，其他差會的人就潑冷水：「你們永遠不能看見蘇丹，你們的兒子也不能，到你們的孫子也許有可能。」 每當有人說：「蘇丹是一個進不了的工場。」年輕的隊長高文總是說：「因為教會從來沒有伸手把門打開……如果有一個禱告的教會，有順命的宣教士，以及那位無所不能者所發出的命命，沒有一個工場的門是不能打開的。」

因為情勢險峻，所以決定留下患瘧疾，身體尚虛弱的賓罕在海岸負責接濟與聯絡的工作，其餘二人進入內地。約只有一年時間，在1894年11月及12月，兩人相繼患病死亡。賓罕決定回國尋找資源。他說：「我回去的時候，自己傳福音的努力算是全然失敗。我有甚麼成績好向人報告的呢？我沒有甚麼可說的，只不過兩個墳墓而已。」他去找高文的母親，並把她兒子的遺物交給她。高文的母親忽然說出一句話：「賓罕先生，我寧願我兒子弧孤單單的死在那裡，好過他違背主的旨意今天在家活著。」

再等了六年，好不容易於1900年有二位年輕的同工，再一起前往非洲。不料三星期以後，賓罕再一次得到瘧疾，硬生生的被用擔架抬到大輪船，回國醫治。那二位年輕的同工見到此情此景，再受到其他消極言論的影響，竟也決定搭下一班船回國。當賓罕接到通知時說：「我實在經歷到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如果那時候就死在非洲，可能叫我更好受。」

六個月後，很奇妙的，有四個宣教士把生命交給差會，第三次進入蘇丹，往後一個站一個站的設立。金錢的奉獻也接踵而來，有位醫生欲加入，因年紀較大，竟對差會說：「如果你們認為我不適合到非洲，請變賣我的財產，差別人去。」三十年的時間，福音工作慢慢建立基礎。

二次大戰期間，遍地烽火，差會建築物被佔，宣教士被迫離開，有些還死於炮彈。1942年以前有五年的時間，衣索匹亞境內沒有宣教士，當戰爭局勢逆轉，宣教士再次進到衣索匹亞時，竟然發現在某地的山區，原來只有十幾位信徒，竟然增長到二萬多人，有七十間活躍的教會，沒有人有能力可以操縱這樣的結果。往後的十五年(至1957)，SIM更是有令人難以想像的進展，宣教士從四百多人成長到一千二百多人，宣教站從七十個增加到一百七十五個，嬴得千千萬萬的非洲百姓。

翻閱這些前人走過的路徑，非洲、瘧疾、獅子、老虎、烽火、死亡，這些血淚般的宣教史，好像是西方人的專利，好像離我們好遠，是記憶中依稀模糊的概念。台灣的基督徒那麼少，何嘗不是需要宣教的地方！然而現今台灣的福音光景會比早期SIM在非洲險惡嗎？會比早期馬階醫生的宣教環境艱困嗎？鄉村福音工作難嗎？

今天在台灣的鄉村，不會有刀劍的危險，沒有瘧疾，沒有飢餓，沒有戰亂逼迫，在深層民間信仰綑綁及堅硬社群結構的環境中傳福音，的確會和自己的期待有落差，得忍受一些長期的挫折。但是要不要降低標準？遇難則退？在一個人本主義、物質豐盛、心靈頹廢的社會中，什麼都有了，顧慮多了，股票只能漲，不能跌；經濟只能上，不能下；生活是否更安逸穩妥？這當中，教會也誠然失去最重要的獻身熱誠及宣教能力了。

宣教的成敗必然要回到主耶穌永不改變的呼召：「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如果有人服事我，就應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約十二24~26)。面對福音的困境，我們必須在十字架上找回那失去的屬靈能力。

另外，也呼籲更多的人一起來支持鄉村的福音工作。只有長期的支持，才有長期的堅持。只有長期的堅持，宣教工場才更有可能突破，死蔭之地才能帶來生命與盼望。盼望復興臨到台灣，鄉村的福音工作不是一個苦撐的局面，而是一個福音運動不斷的展開。像根出於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