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鄉福簡訊多少都提過,鄉村福音工作的許多困難。如台灣產業結構變化,人口持續外流;民間宗教信仰的捆綁和基層社群結構的堅固營壘,加上主流的宣教策略主張把網撒向魚多的地方,因此在有限資源和急功近利的情形下,教會漸漸棄守鄉村。我們也提高分貝來傳遞鄉村福音工作的重要---鄉村是台灣的根,而根已經在腐爛。也提出警訊---在不斷移往都市的人口中,也正把異教信仰一併帶進去。且台灣民間大批的文化工作團體在積極尋根的同時,不斷炒熱異教文化活動。因此現在棄守鄉村,早晚鄉村異教的勢力會反撲都市的福音工作。
以前的鄉福簡訊多少都提過,鄉村福音工作的許多困難。如台灣產業結構變化,人口持續外流;民間宗教信仰的捆綁和基層社群結構的堅固營壘,加上主流的宣教策略主張把網撒向魚多的地方,因此在有限資源和急功近利的情形下,教會漸漸棄守鄉村。我們也提高分貝來傳遞鄉村福音工作的重要---鄉村是台灣的根,而根已經在腐爛。也提出警訊---在不斷移往都市的人口中,也正把異教信仰一併帶進去。且台灣民間大批的文化工作團體在積極尋根的同時,不斷炒熱異教文化活動。因此現在棄守鄉村,早晚鄉村異教的勢力會反撲都市的福音工作。
這些擔憂現在都有些微的印証。國策中心研究員林本炫先生在觀察台灣社會變遷對宗教信仰的影響時,發現台灣近二十年來有二成的人經歷信仰變遷,這些民眾主要是從「無信仰」或「民間信仰」靠攏到佛教,也就是說台灣有五分之一(超過四百萬)的人口,由原本不是佛教加入佛教。他的結論是:『這種宗教信仰的熱潮和台灣社會是否趨於世俗化或反世俗化沒有必然的關係,而是由於過去二十年來都市化過程中,人口由鄉村移民往都市,因脫離原來的環境使得原來的群體性民間信仰實踐場域遭到剝奪之後,在原有的宗教情操基盤上重新建立信仰。』(宗教熱潮?信仰重組?聯合報86.12.16,11版)
當人經歷變遷,有可能重建信仰的同時,對教會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但為什麼那麼多的人口移往都市,那麼多的人因著環境改變,也經歷信仰變遷,而我們所謂的真理信仰卻吸引不了他們?為什麼說得這麼肯定呢?因為近年來台灣基督徒比例沒有增加反而減少,整體的台灣教會談不上增長。教會沒有努力宣教嗎?再沒有其他的信仰團體像基督徒投入那麼多的精神在社會關懷、醫療、弱勢團體、政治、殘障人士上;台灣教會從沒有像最近十年那麼重視宣教、福音運動及佈道。但也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樣不知所措,不只鄉村教會如此,都市教會也一樣。問題出在那裡呢?我們是否在宣教的事工上,放多一點的精神來了解台灣福音的土質,並且怎樣來改變這片土質,營造一個合適福音種子可以落地生根的土壤,好讓未來福音可以開花結果,好讓未來我們的百姓可以很自然的進到教會,成為神國的子民。如果說鄉村是台灣的根,那福音工作從沒好好從根部做起,我們從沒有好好來耕耘這廣大的基層群體,所以一個人移往都市,可能重尋信仰的同時,教會的福音信仰對他們依然是陌生的。從這個事實來看,都市和鄉村的福音工作是一體的,看重一方而要忽略另一方都是嚴重短視,所以需要有「城鄉結盟與資源互通」。都市和鄉村都要兼顧,如棄守鄉村,台灣福音工作想要復興是遙遙無期。而要改變福音的土質,這是神的工作,是聖靈的工作,我們要禱告,要等待聖靈如春雨般的降臨。但從人的角度,我們要積極投入,努力必須一代接續一代,沒有什麼捷徑,任何立即見效的速成心態都是幻想。我想介紹一段歷史,一起來思考如何改變土質,特別是鄉村。
整個漫長的中世紀教會歷史,大部份在紛紛攘攘中經過。起先是奧古斯丁和伯拉糾學派對原罪的爭論,再來是政教之間的分合及爭權。到了中世紀的後段,「上帝國度」的擴張被認為是統治者「國王」的責任,在披著合理化的神學外衣後,基督徒扛著「神的旨意」高喊著「神決意如此」,昂首闊步的發動十字軍,用刀劍去宣教,去征服異教徒。
在短視、偏見、驕傲迷漫整個歐洲的同時,有一批修道士,他們簡樸、謙卑、辛勤的工作,一生傳講真理;他們不只是一味的苦修,反而進到社會去耕田、修橋鋪路;他們發現世界無論在物質上或社會關係上都是一片殘破,在沒有爭論、沒有呼喊、沒有譁眾取寵中,每找到一塊沼地,一叢樹林,總在荒野中建造出伊甸園,於是一間教堂、一處農場、一所修院、一個學校、一座城及城與城之間的道路就這樣形成;他們把因戰事入侵而荒蕪的廢地重新變成耕地供人居住;他們提昇了窮人和被人忽視的農民的心靈,同時也改革了當時盛行的社會價值觀。尼布爾(Niebuhr)說:『修道主義是唯一救拔中世紀教會免於落入死寂、僵硬,完全失去異象以及真正革命性質的景況』。因此這些最與世無爭,最不可能成為宣教主導者的群體,成為中世紀更新歐洲社會的主要精神力量。他們原沒有宣教的意圖,卻滿有宣教的特質和成果。
提這段歷史不是要再次開倒車,鼓吹修道主義。事實上整個時空,文化背景完全不能複製,且在改教運動當中,不論馬丁路德或加爾文都已揚棄那種「逃離這世界、守獨身、絕對貧窮、苦修,免得沾染罪惡」的屬靈觀。基督徒的確是客旅、是寄居的,但除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庭、社會、國家還可以躲到那裡去屬靈呢?近代更鼓勵帶職的基督徒帶著使命在自己的專業上宣教。如果教會成為一個封閉的屬靈群體,怎麼可能接觸人群,了解這一代人心的需要,進而去改變且營造福音的土質呢?
David Bosch在他的書中提到四項因素,使那些修士結出豐碩的宣教成果:
一、他們持守著與世界價值體系不妥協的精神,維護了基督徒傳統的屬靈價值。
二、他們沒有古怪的行為,反而進入社會,活出一個令當時代的人敬仰及愛載的生活方式。
三、修道院不只是辛勤的勞動中心,也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一個集教堂、工作室、物品店、救濟場,為整個周遭社群忙碌的龐大複合場所。
四、他們堅忍不屈的精神,有人倒下去就再有人接替,努力必須一代接續一代。 (更新變化的宣教,華神出版,P.302-311)
他們進入世界卻不受世界影響;很屬靈也很屬世;很有靈性也很有人性;很愛神也很愛人;重靈修也重社區關懷。再加上他們堅忍不屈的精神,因此不管有意或無意,他們的生活行為卻是道道地地的宣教,改變了那一代屬靈的土質。
鄉村的福音工作就是需要這樣,有人願意生活在他們中間,長時間的努力,而且一代接續一代。生活就是宣教,獻上自己當作活祭就是宣教。如果鄉村的福音工作不能被忽略;如果活出信仰是那樣有力的宣教行動;如果逐漸荒涼的鄉村福音工作需要再次注入新的活力,我們就要更多禱告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包含帶職事奉)收取莊稼,當然也要把自己禱告進去,求主差遣;如果再過二十年,人口繼續往新興的市鎮遷移,又有五分之一的人經歷信仰變遷,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在重建信仰的同時,可以容易的進入神國,那現在就要好好的耕耘鄉村的福音工作,而福音移民是不能不考慮的策略。
東石鄉蔦松村有位原在台北的中國時報記者叫謝敏政,他看到自己的村莊逐漸荒涼,因著使命,於幾年前請調回到家鄉當地方記者,並在自己村莊成立船仔頭文教基金會。85年以「船仔頭的呼喚」為題,承辦文建會在嘉義縣舉行的大型文藝季活動,也不斷的呼籲及申請經費整治朴子溪。他要把自己荒涼的村莊轉成可以休閒的精緻農業藝術村,並極力透過媒體,結合地方主要廟宇發展觀光路線。他不是基督徒,但他有異象。基督徒的異象是什麼呢?
司徒德(Studd)是劍橋七傑之一,是當時最傑出且家喻戶曉的板球選手。年輕時在中國21年,返英後以53歲高齡再到非洲心臟食人族之地,後來創立了環球福音會。他曾為自己年輕時的冷漠悔改說:『我想找聖經中隱藏的真理,但是沒有順服也沒有犧牲。』他年老時在一封家書中說:『我相信我離世的日子近了,回想起來值得我歡樂的事有以下幾件:
一、神呼召我去中國時有很多親戚朋友反對,我還是去了。
二、我歡喜的照著耶穌對那富有的少年官的吩咐去做了。
三、我最喜樂的事是:當神交給我一件事時,我並沒有拒絕。
每一次呼籲「福音移民」都讓我很掙扎。買房子要在都市,兒女教育在都市,就業在都市,個別教會的增長在都市,基督徒事奉的成就感在都市,屬靈的團契統統在都市,這是一個擋不住的趨勢。從現實的角度,鄉村福音工作不容許我們有過度樂觀的遠景。我常常反省,福音移民是強人所難,還是使命的驅策?是神的心意,還是自己的熱心?是鄉村福音工作者的本位主義,還是國度的需要?福音移民是真有可能,還是不切實際的盼望?是犧牲,還是榮耀的道路?但我也深深的相信,如果中世紀那些修道士不把宣教當成永遠的使命,如果沒有堅忍不屈的精神,怎能影響那一代的人心呢?如果我們現在不把神國的擴展當成永久的使命,怎能去改變充斥異教的土質呢?如果這一代沒有人願意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下一代怎會有榜樣呢?我們再也不能頭腦大,嘴巴大,卻手軟,腳短。我們要切除屬靈的贅肉,要常常對我們屬靈的神經做復健,不能讓它麻痺。當然福音移民不是那麼容易,這是一個痛苦的自我爭扎,有時神要我們從安樂椅當中起來,把我們丟在一個陰暗潮濕的角落,在那裡作光作鹽。但是福音移民也不是那麼難,亞伯拉罕沒有討價還價,上帝怎麼說,他就怎麼做。
福音移民會成為上帝手中的工具,成就祂無比榮耀的事工。